一步一层楼——记国外闯荡的点滴
2015-9-15
1993年5月到新加坡打工时,幸得堂兄帮忙,暂住在位于布莱德的堂兄家,当厅长。
大约半年后,搬去芽笼二十五巷的南洋罗氏公会会馆,住在0.5楼的一个大约六平方米的麻将室。麻将友大概多数是大烟枪,到处都是烟头,墙壁更是弹痕累累,又黑又脏。入住前,我找来一桶白灰水,自己动手刷墙,麻将室立马由黑变白换新颜。
搬入罗氏公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前去会馆察看,因为误了车,在楼下大厅的会议桌上过了一夜。会议厅供奉着罗氏祖先的神主牌,会议桌由若干张小台拼成,位于神台的前方,大厅门口的左侧,堆放着办丧事的屏风等道具。二楼原先租给人家经营卡拉OK, 租期满后未续,无人料理,遍地垃圾,屋顶天花板好几处都已掉落,结满了蜘蛛网,黑洞洞,阴森森,特别是晚上,在那里感觉怪恐怖的。那晚因为太迟,不好意思回堂兄家,不得不将神台前的会议桌临时当床。这一下可让我体验到水浒传里赤发鬼刘唐睡在庙里神台上的感觉了。虽然那天加班相当累,那境况还是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加上那一架比人高的落地大钟,每半个钟头好像那棒槌往心里敲,“叮咚”的人心惊肉跳。
罗氏会馆二楼,有个大概前租户留下的荒芜的灶台,稍作收拾清洁仍可使用。我买了电炉、电饭煲、菜刀等最基本的厨房用品。每天下班回来,便速战、速决、速食面,只有到了星期天才有可能去市场买点肉菜,煮饭弄汤,犒赏自己。
在罗氏公会会馆,一个人生活简单,倒也惬意,自由、自在、自神仙。可惜好景不常在,罗氏公会会馆独来独往、无拘无束的生活,只过了两个多月就结束了。
一九九三年的十二月,夫人携带女儿到了新加坡。我不得不离开会馆,另觅住所。经朋友介绍,暂租他叔父在马里士他的排屋(中国称别墅)里一楼上二楼,楼梯下面的一间低矮,有门无窗,白天也得开灯,暗无天日的不足八平方米的储藏室。一家三口挤在这个又暗又热的闷罐子里,的确是对我们的意志极大的考验。
好在租房的地方距离大巴窑游泳池比较近,走路不到二十分钟。由于居住环境恶劣,没有加班的周末,我都会带女儿去大巴窑游泳池游泳。新加坡治安虽然好,可小偷却没那么好。有一次去大巴窑游泳,挂在更衣室的衣服给小偷偷走了,迫得我不得不光着膀子走回住所。不是中国人不讲文明,实在是这里的小偷太不文明了,钱偷去罢了,还要把衣服也给撸走。
百炼成钢,在这样的闷罐子里,一个新生命也熬炼出了。随着夫人肚子日益鼓胀,我们不想让这脆弱的小生命也陪我们在闷罐式的储藏室继续煎熬。我们在大巴窑靠近布莱德地铁站的第119座组屋二楼,租了一套二室一厅中的一室一厅(政府规定屋主不得全部出租,至少得自留一间房),当时的租金是每月新币650,不包括水电费和其他的杂费。与闷罐式储藏室相比,组屋宽敞明亮,无异于走出牢房进入厅堂,心情豁然开朗。
大巴窑组屋是政府兴建的第一批组屋,屋与屋之间的距离宽阔,生活设施齐全,交通方便。屋主是个卖鸡饭的摊主,平常很少回来。屋主,卖鸡兼养“鸡”,保留的一间房就是他用作金屋藏娇的。有个马来西亚的女人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来陪屋主住上几晚,据说她就是屋主养的“鸡”。右侧靠楼梯口的单元住着一家来自福建的中国人,甚少交往,偶尔打一下招呼而已。左侧邻居是一对退了休的新加坡人,林先生夫妇。林太太是个乐于帮人的好心人。那时,我们下班后的晚上,都去参加业余的英语学习。女儿尚小,一个人在家,怪可怜的,林太太经常帮我们关照女儿,还时不时买些好吃的东西给女儿。
在大巴窑的生活还是比较舒心的,唯其中一段失业日子,(大约两三个月),压力山大。那时前老板与他的合伙人闹矛盾,城墙失火殃及池鱼,老板拖欠了我两个多月的工钱至今未还。后来,儿子老二出世了,给我带来了好运,找到了合适的工作。从失业的无助到双喜临门,生活就像波浪,一下子从谷底抛上了浪峰。
儿子出生不久,收到了建屋局的通知,原来两年前堂兄帮我们向政府申请的租房批准了。政府出租给我们的房子位于新加坡北部义顺新镇,介于卡迪和义顺两个地铁站的中间,靠近义顺二道主要马路的第604座组屋,五楼的一套75平方米两房一厅的套房。没有装修,凹凸不平的水泥地板,空荡荡的新屋子。房租每月新币700,租约两年,房租价钱显然比租私人的房子要便宜的多。
租来的房子,不能像自己的房子那样去装修,更何况那时经济拮据,根本无力装修。我们在附近商店买了一卷浅黄色木纹地板胶。给极其粗糙、凹凸不平的地面粘上一层皮。为防止小孩爬出窗外,给房间和厨房的窗户加上了铁丝网。花钱最多是在附近的家具店用一千多新币买了一套浅紫色的大床连同高橱以解决睡觉和放衣服问题。又买了厨房用的炊具等生活必需品。本来没有余钱的我们,这下可得寅吃卯粮了。
无力改变环境就得学会适应环境。没有钱再购置家具,必需的家具咋办?到楼下垃圾槽旁边挑呗。我们从楼下挑选了一些别人丢掉的尚可使用的旧家具,如沙发、桌子、凳子等,充实一下这套空房子。
与大巴窑租私人的一房一厅相比,现在的套房宽大多了,更重要的是不受干扰,可以随意安排自己的生活。
搬到义顺后,女儿也从马里士他的李国专小学转到了我们新租的屋子的附近小学,新华小学。
搬入政府的出租屋大约一年,到了一九九六年,那年因为妹妹家庭不幸,安排她到新加坡散心。有一天晚上我们靠近走廊的玻璃窗忘了上锁,到了半夜三更,一个小偷推开客厅的窗门,从窗口爬进来偷东西,他先光顾我的睡房,偷了我的钱,然后又继续到另一个房间偷,小偷企图偷窃妹妹带在身上的项链,惊醒了我妹妹,妹妹大喊“有贼”,那小偷仓忙的逃离,微光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黑古溜秋的人跳窗而逃。这一闹大家都醒了,开灯,检点损失。我的衣服口袋都给掏空了,钱没了,在厅里,衣服和证件扔的一地,好在碰上的小偷,没有“良心大大的坏了”,他没有把我的衣服连同证件一块偷去。如果证件给偷了,那就比损失点钱财的麻烦大多了。
这事正应了客家谚语“地理先生无屋场,算命先生半路亡”,在公司正卖得火红的利用电信技术的远程监控防盗报警器,正是我设计的产品。作为防盗报警器产品的设计者,家里发生被盗的事,自然成为人们的笑柄。虽然我是防盗报警器产品的设计者,家里并没有防盗报警器,我只不过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已。
中国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那段时间让不少香港人感到大限要到了,惶惶不可终日。有钱的香港人纷纷移民到国外,新加坡与香港曾经同为英国殖民地,社会相似,自然成了香港人移民的首选地。香港的房地产远比新加坡贵,卖了香港的小房子可以在新加坡买到大房子。自从我们到新加坡的那几年,新加坡的转售市场的二手房子的价钱一直在飙升。一九九四年我们曾在大巴窑看二手房,那时三房式(二房一厅)七十平方左右的组屋,售价大约是九万多新币,只要有二万新币的现金作为首期付款(其余的向银行贷款)就可以买到一套二手三房式组屋,只可惜我们初到新加坡,一切从零开始,甭说二万,就是两千现金也拿不出来。由于大量香港人赶在九七回归前,移民来新加坡,二手房的价钱被炒的很高。看着日益飙升的房价,我们心里发慌,可又无可奈何。到了一九九五年下半年,与我们同个时期来新加坡的中国朋友,看到我们仍然住在出租屋,都替我们担心,表示愿意帮忙。他们的热心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决定想办法先买一套小的三房式组屋。问题还是首期款,我尝试找公司帮忙,将想法跟公司老板谈了,没想到老板非常爽快的答应了,公司以略低于市场利率的利息4.5%贷款给我。有了公司的支持,我们重新去看二手房,大巴窑的三房式组屋,那时已由两年前的九万多飙升到十六万以上,价钱远超出我们的意料。义顺相对偏远,房价便宜一点,最后我们花了近十三万多新币在远离义顺中心的第712座买了一套最高层,十二楼六十多平方米的三房式二手组屋。
712座的组屋位于义顺七十街靠近三巴旺路的地方,房子的面积比604座的出租屋要小,但远离主要的马路,比604座的房子要安静的多。604座的房子虽然交通方便,但太靠近主要马路,噪声非常严重,平常客厅的窗(面向主要马路)都不敢开。窗一开,噪声就不请自入,赖在每个角落,在客厅里的谈话几乎都给噪音和稀泥了,模糊不清,根本无法聊天。
从出租屋搬到属于自己的房子是人生的一次飞跃。这次能拥有自己的房子,我不得不特别地感谢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公司老板的帮忙,没有老板的帮忙,买房仍然是个遥遥无期的事。我们曾经有过向亲戚朋友借钱的经历,知道有些事情说来容易,做难,筹钱不易呀。
从604搬到712是我们到新加坡两年多来的第五次搬家。窥一斑而知全豹,国外生活的艰辛亦可想而知。
搬到义顺712后,香港回归了,儿子老三也接着来到世上。
老三的出世,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欢乐。爸爸妈妈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帮我们照看孩子。让我们有机会再次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虽然一家七口挤在六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里,有点挤,但三代同堂还是其乐融融。美中不足的是那年印尼烧笆造成的烟雾,严重影响了邻国,新加坡几乎整年都笼罩在灰蒙蒙的烟雾下。
岳父母在我父母到达新加坡前,帮我们照顾老二,住了一年。我父母接替回国的岳父母,为我们照看孩子,在新加坡住了一年后,他们也回中国去了。因此,老三不到三岁就进入了托儿所。
一九九八年,女儿小学毕业升中考,取得了新加坡第二名的成绩,因为她就读的小学是个很普通的邻里小学, 通常小学会考的前三名都是名片牌小学,像她所在的普通小学能出人意料地进入前三名,自然有些小小的轰动,一时间电台报纸都争相报道。
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新加坡首当其冲。经济衰退,引起了公司的倒闭潮,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萎缩,对建筑行业冲击很大,建筑公司不是倒闭就是裁员,与我同一时期来新加坡打工的几个搞建筑的,有的回中国去了,有的准备移民到其他国家。
房地产市场经过连续几年的下跌,到2001年底,二手市场的转售组屋也掉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虽然我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但六十多平方的二房一厅毕竟小了些,儿女长大了也不够用。因此我们决定乘房价比较低的时候,更换一套大些的房子。
我们首先在义顺附近看了些三房一厅和三房二厅的屋子,这些屋龄二十多年的房子,面积都不小,一百二十平方左右,但那批建得像火柴盒一样的屋子,密度大,环境差。后来我们又到相隔两个地铁站的兀兰新镇看房。
兀兰是以前唯一有新柔长提与外国(马来西亚)接壤的地方,远离新加坡的市区。兀兰还没有通地铁时,我们曾去拜访过住在那里的朋友,当时房屋少,交通差,生活不方便,被称为“鸟不生蛋”的地方。后来通了地铁,政府在那里大量的兴建组屋,兀兰才逐渐兴旺起来。
兀兰的转售组屋,大部分都是刚刚达到政府规定的可出售的最低年龄(新组屋至少要住上五年才可以出售),加上近期兴建的组屋,政府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新组屋设计的比较合理。我们看了十多套房,最终选定了步行少过十分钟到达海军部地铁站的第710座组屋,这套屋龄六年简单装修的101平方米的三房一厅,售价216000新币。
在选择房子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把现住的712房子卖了,(新加坡政府规定,每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政府组屋)。
到了2002年初,我们离开了居住了五年多的义顺712座,搬去兀兰海军部的第710座九楼09-41号的三房一厅的套房。新屋子不但比原来的宽敞明亮,周围环境也好。这里几座组屋围起来,有点像四合院,中间的空地建成儿童游乐场,还有一些健身器械,供人们锻炼身体。楼下不再是扰人清梦的露天停车场,停车有专门的多层停车场。组屋底层除了活动空间外,还有杂货店,有专门供人们办理婚丧喜庆的公共场所。兀兰的居住环境显然要比义顺的好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花相同的价钱购买比义顺更偏远的屋子的原因。
兀兰710的房子是按公共走廊设计的,坐北向南,前后屋子相距较远,当房间和客厅的门窗打开时,南北对流,十分通风,凉快。我们喜欢凉快,客厅的窗户基本上是打开的。可是邻居却不是这样,他们将客厅的窗户,连同上面的气窗都关的死死的。可能是因为客厅的窗户靠近公共走廊,开窗有可能让路过的人看见,少了隐私。可是连上面的气窗都关死了,就不是隐私问题了。走进邻居的家,可以明显的感到他屋里的温度比外面的高。
兀兰710的房子位于海军部菜市场,888平价超市,和兀兰Mart市场构成的三角形的中心,生活方便。它邻近主要道路,但前面有708座挡住了来自马路和地铁线的噪声,居住环境相当宁静,交通又方便,很快我们就喜欢上了这个新地方。
在兀兰一住就是十多年,女儿大学毕业自己开诊所了,老二大专毕业后去当兵了,老三也从幼儿园读到高中快毕业了。
这期间父亲在母亲去世后的2006年来住了一年,岳父母也来住过一段时间。最近一次是2013年春节后,阿燕陪九十二岁的父亲来新加坡,一个星期后阿燕先回中国去了,父亲则继续与我们一起生活。这次父亲来新加坡只住了三个多月,在端午节前的一天,由我护送父亲回中国。
当牙医的女儿鼓励我们去学车,我们这是“老来学吹笛”,夫妇俩好不容易考取了驾驶执照。因为新加坡拥车证制度,造成新加坡的车子奇贵。我们虽然考取驾驶执照,但因为买车成本太高,而不敢去买车。直到朋友打电话来问我们买车没有,我告诉他,还在考虑,这使他感到很惊讶。他说他认识的人,考到驾照的第二天就买车了,你们考车不易,拿到驾照都过了半年多,还不买车。经他这么一提醒,我才开始上网去了解,考虑到我们的经济能力,我们从网上选了几部价钱合适的车,然后请那位朋友帮忙试车,最终挑选了一辆日产阳光1.6升七年的旧车,价钱三万新币。三万新币折成人民币大约十五万,从网上看到,在国内可以买到两辆全新的合资厂生产的同类型日产阳光汽车。两辆新车足可驾驶二十年,而在新加坡,只能买到七年旧车,驾驶三年而已。在2014年的4月8日,考完驾照半年多没有摸车的我,战战兢兢的将这部旧车开回了家。我们终于拥有了一部自己的车子,尽管是一部旧车,毕竟从步行族进入拥车族又是一个飞跃。
这部旧车在后来的搬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成了我们每天搬东西去新家的运输工具。与上一次用脚踏车从义顺搬东西去海军部相比,那真是鸟枪换炮了。
尽管兀兰710的房子,我们住的满意开心,但毕竟是我们自己掏腰包买的二手房,要高利息向银行贷款。我们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年,没有少缴税,我们对国家一样的贡献,理应享受国家给人们的好处。政府对组屋的津贴就是其中的福利之一。五年前我们向政府申请了新的预购组屋,位于新加坡东北区榜鹅新镇的三房二厅,一个只比三房一厅大十多平方米的组屋。
政府去年底就来信说,新屋钥匙可能在年底拿到,我们赶紧把兀兰住的房子推向市场,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房子很快就卖出去了。而政府的新屋钥匙却迟迟拿不到,真把我们给急死了。如果到了现住的房子移交时,还拿不到钥匙,我们就得另外租房了,头痛的是一大堆的家具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所幸在我们移交房子之前的一个月,拿到了新屋的钥匙,我们匆忙的找了几家装修商报价,选中了其中一位朋友介绍的来自福建的要价比较低的装修商,花了一万多新币,将客厅间隔出了一个书房,厨房厕所进行了基本装修。由于时间急迫,到我们入住时,装修还在进行。
2015年5月3日,移交710房子的前一天,我们离开了住了近十四年的三房一厅,搬入了榜鹅第258A座十三楼的新居,一个一百一十多平米的三房二厅组屋。
从1993年到新加坡闯荡至今二十多年,经历了七次搬家,从早先的不到三年五次搬家到最近一次间隔十三年多,搬家时间间隔越来越长,如果以我们搬家的次数和间隔为准画图的话,可以看出我们搬家的间隔,可媲美中国的物价的增长。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可谓一步一层楼,步步上高楼。